远方，从童年开始
AJ Noble一直觉得，自己的人生不该只停留在熟悉的地方。
他在美国出生长大，童年时，曾随家人到新加坡生活过一段时间。街头此起彼伏的是不同语言，身边来来往往的是世界各地的人。餐桌上的味道和家里不一样，节日的热闹也有另一种氛围。人与人相处的方式、城市生活的节奏，都让年幼的他感到新鲜。那是他第一次真正意识到，世界原来有这么多种模样。
也是在那里，他第一次接触体操、杂技和蹦床。起初只是小孩子爱玩，觉得有趣，就去试了。可练着练着，这些运动“留”了下来，回到美国之后，也没有从他的生活里消失，而是一路陪伴他长大，成了他最投入的一件事。
新加坡带给他的，不只是一段童年经历。他很早就看到：世界因为彼此不同，才显得辽阔，也值得去看。等到申请大学时，这种想法越来越清晰。对他来说，大学不只是继续读书、继续往前走，也应该“让自己走进更大的世界”。
于是，他把目光投向了美国之外。
在众多选择里，上海纽约大学吸引了他。这里既有他熟悉的教育体系，也有他向往的国际化环境——来自不同国家和背景的学生，在同一个校园里学习、生活、交流。
“这对我来说太有吸引力了。”
2021年，录取通知书到了，但真正摆在他面前的，却是另一道选择题。
一边，是按计划进入大学，开始新的生活；一边，是把入学时间推迟一年，全力投入训练，备战在阿塞拜疆举行的世界蹦床与技巧年龄组比赛（Trampoline and Tumbling World Age Group Competitions）。
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。他决定推迟入学一年，后来，他如愿代表美国队参赛，站上了世界赛场。
右：2019年在印第安纳州参加全国比赛
比赛结束后，生活重新安静下来。带着新的经历，也带着更清晰的方向，来到了中国。
把热爱变成方向
这段大学生活的打开方式，不同以往。
和那几年不少国际学生一样，AJ抵达中国后，先经历了一段隔离生活。真正的大学尚未开始，他先在等待中迎来了这段新旅程的开头。
右：大一结束时，在外滩留念
小时候曾想象过的生活，在开学两个月后，变成现实。
他认识了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。大家说着不同口音的英语，带着各自的生活习惯和成长背景，却很快熟络起来。有人一起赶论文，有人一起吃夜宵，也有人在低落时彼此打气。陌生人慢慢变成朋友，朋友又慢慢像家人。
回看大一那年，他用了两个词来形容：“快乐”和“难忘”。
“这种氛围很难在别的地方体验到，我是真的很喜欢这里。”他说，“所以，我想把自己的体验分享给更多人，让那些正在考虑申请的同学知道，在上纽大读书，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感觉。”
到了大二，他成为迎新大使（Orientation Ambassador ），带着刚入学的新生熟悉课程安排、校园生活和周边环境。后来，他又加入招生大使（Admissions Ambassador）团队，一直到毕业。
右： AJ（右）作为国际招生大使带新生参观校园
在一次次带新生、和申请者交流的过程中，他慢慢明白，大学经历并不是自然发生的事。它往往取决于你愿意投入多少，愿意主动走出去多远。
“既然来了，就多出去走走，多看看，多尝试。”他说，“有机会的话，也多去旅行，这些都会让大学经历更加丰富。”
大三去海外交流（Study Away），他把学习地点选在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和柏林，想借此机会，把语言能力再往前推一步。
右： 2025年春，AJ（中）与朋友在柏林开展“地理藏宝”（Geocaching）活动
阿根廷的官方语言是西班牙语，这对他来说并不陌生。他高中在得克萨斯州读书，那里是美国西语使用者最多的州之一。至于德语，则是来到上纽大后，他自己一点点学起来的。
“语言是一种能长期用在工作和生活里的能力。”像一根根细线，把不同文化背景、不同成长经历的人连接起来。
也是那段时间，他开始认真思考一个问题：如果有一天，能把这种跨文化的连接，变成一份长期投入的事业，会是什么样的生活？
“我想我会充满动力。我很喜欢认识不同的人，也喜欢听他们讲自己的经历和故事。”
他说，也许自己真正想走的路，就藏在这份热爱里。
“那会是一个闭环的时刻”
课堂上的学习，改变了AJ理解国际关系的方式。
他主修世界史（社会科学）国际关系方向，辅修世界史（综合人文）。刚接触这个领域时，他最先看到的是国家之间的关系：合作、竞争、谈判、摩擦。国际关系在他眼里，更像是新闻标题里的事件，是外交场合中的交锋。
直到上了“比较政治学”（Comparative Politics），他才意识到，很多事情不能只从国与国之间来看。教授带着他们把目光转向国家内部：制度是怎样形成的，社会力量如何彼此影响，历史经验又怎样塑造今天的选择。
他发现，许多国际关系表面上的结果，其实早已埋在各国自身的发展路径里。国家之间的互动，只是更深层的变化浮到水面后的样子。
而在中国读书这件事本身，也让他离中美关系这个话题，比过去近了很多。
在政治学实践副教授Ivan Rasmussen（雷爱华）开设的“中美关系”（US-China Relations）课上，他读到记者John Pomfret的著作《美丽国度与中央王国》（The Beautiful Country and the Middle Kingdom，2016）。
“很多以前在美国媒体里语焉不详的事情，渐渐清楚了起来。”他还把这本书推荐给祖父母，希望把这份新的理解分享给家人。
他也开始重新审视一些过往的认知。“美国对中国的很多看法是错误的。”
准备写毕业论文时，他回顾过去，发现自己投入最多、也最在意的，一直是两件事：体育，以及国际关系。于是，他决定把两者放到一起研究。
他选择了一个并不常见的角度：国家如何借大型体育赛事，在国际舞台改善自身形象。他选了两个案例，一个是1978年阿根廷世界杯，彼时阿根廷正处于军政府统治之下；另一个是1936年柏林奥运会，纳粹德国正试图借赛事塑造国家形象。
在梳理历史材料的过程中，他重新认识了自己从小看到大的竞技体育。“背后的政治和国际关系，比我之前以为的要复杂得多。”
右： 2025年秋，法律与政策学会执行团队参加美国商会活动
毕业在即，谈起未来，他希望把论文里的思考继续走下去。要么进入美国国务院工作，要么参与奥运会这类国际赛事的组织与运营。
“真到那一天，我过去所有的经历都会形成闭环。”他说，“而我站在这个环的终点，是结束，也是开始。”